戴德生（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原名詹姆斯·哈德森·泰勒（英语：James Hudson Taylor），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来华传教士，中国内地会（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戴德生在华51年。他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及建立了125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 of work）。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也在只有很少的传教士穿唐装的时代已穿起中国服装。在他领导下，内地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阶层、单身女性、不同国籍的个人吸纳成员。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19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历史学者褟嘉路得（Ruth Tucker）总结其一生：
少年时代
戴德生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巴恩斯利，父亲戴雅各 (James Taylor)是药剂师，一个卫理宗的平信徒宣教师（lay preacher），母亲是贺美亚（Amelia Hudson）。戴德生年少时离弃了父母的基督教信仰，1849年他17岁时读到一本传教小册后，决心归信基督信仰，同年12月决定献身为传教士去中国传教。此时他与爱德华·克伦宁医生（Edward Cronin，首批往巴格达传教的普利茅斯弟兄会传教士之一）接触。一般相信戴氏的“信心传教原则”（faith mission principles，简称“信心原则”）是他跟弟兄会接触时学会的。戴氏又商借并勤快地研读了麦都思的《中国：她的现状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并同时开始学习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
1851年，他搬到赫尔一个贫民区居住，担任威廉·赫迪医生（William Hardey）的医疗助理。这也是他对以后的信心生活、事奉生涯的准备与操练：献身贫穷，相信上帝会供应一切所需。他从中熟习了在贫穷人中派发福音小册和露天讲道。他也再次与弟兄会接触，这次是在赫尔有著名的弟兄会教师安得烈·犹克（Andrew Jukes）。
1852年，戴德生开始在伦敦白教堂的皇家伦敦医院学医，以备到中国工作。当时英国兴起一股中国热。此热潮一源于英国人误以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大型运动，二基于传教士郭实腊所夸大的中国开放论。戴德生也因此投身于郭氏所创立的中国传教会，成为该会首名传教士。
首次来华
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派遣，搭船前往中国。1854年3月1日 (咸丰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登陆，先在上海附近宣教，此时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作战，枪弹在他的头顶上呼啸飞过，他虽然有受苦的准备，却不曾想到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他夹在中间，亲眼见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
戴德生学中国话，但很快发现自己所用的传教方式很有限，很多人不专心听他讲道，对他发的福音书籍和小册子也没有兴趣。他在街上穿着西装讲道的时候，人家就一直注意看他的服装。戴德生决定改穿中国衣服，并蓄起辫子，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认同，以减少种族的分别，消除冲突。当他把这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了相当的冲激。
1855年(咸丰五年)，戴德生在上海遇到了苏格兰人宾惠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宾惠霖是是英国有名的布道家，是英国长老会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他比戴德生大13岁，当时已经到中国七八年，是识途老马。戴德生把宾惠霖当作属灵的父亲，二人十分投契。有一次，听到一位基督徒船长鲍尔斯（Captian Bowers）谈到广东汕头对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动，鲍尔斯给了他们免费船位。二人到达汕头后，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同出外传福音。后来，那里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愈；听到戴德生能用西药医病，请他来试，果然不久痊愈了。为了感恩，给他们帮助，工作和居住环境大有改善。二人认为配搭由宾惠霖传道，戴德生医病，是传播福音的好方法。于是，由戴德生回上海取回寄存的医药及器材，可是，戴德生回上海后发现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烧；剩下的被一名中国佣人偷走。不久，收到宾惠霖的来信，两名中国基督徒同工，因传福音被进监狱；宾为霖则被广州英国领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传福音。
